138县酝酿撤县设 新型城镇化恐被扭曲

　　自沉寂16年之后，“县改”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再次高歌猛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据统计，至少有138个县酝酿撤县设，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
　　
　　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彭真怀严词指责，“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对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
　　
　　“县改”会不会重新启动虽然仍未可知，但过多的县改为或，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这不仅会造成虚假城化，更会为未来发展埋下无可挽救的隐患。
　　“县改”出政绩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域经济迅速壮大，相应地要求行政权力和管辖范围扩张升级，县升格为一度成为切实可行而又风光无限的扩张模式。
　　仅1994年-1996年间，全国共有95个“县改”，其中，江苏,山东,浙江等“县改”较为突出，江苏苏南的县基本都升级为。
　　而对于县级单元来说，“县改”之后可获得更高的税收返还比例,城维护建设税等收入，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项目,水资源占用量等好处，在当时客观上这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实证明，改之后，江苏,山东,浙江等的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每年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基本都被这三个占据。
　　“在特定时期，县改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微博）认为，城镇化快速发展，就需要给中小城放权，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规划面积到位，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变成，使农民就地变成民。
　　但是这一轮的“县改”风潮，被中央政府1997年紧急叫停。彭真怀研究认为，中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冲击了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出现“虚假城化”弊病，比如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
　　他说，“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 拉郎配 ，甚至农民 被上楼 ，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
　　如何释放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瓦工贴瓷砖培训学校改制的中心议题，不可否认，扩权强县无疑是城镇化的下一个增长点。“但我们要对新型城镇化重新理解，不能走入误，甚至走向反面。”彭真怀表示。
　　“管县”遇阻“县改”回潮
　　自“县改”暂时被冻结之后，县级扩权的冲动没有得到释放，转而通过“管县”的方式探路突围。
　　浙江是最早推动强县扩权的份之一。早在2002年，浙江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项原属地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个县，成为“管县”浙江模式。
　　接着，许多开始推行财政“管县”的单项试点，这被认为是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改革举措，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管县”已经处于胶着状态,踯躅不前。
　　虽然全国共有27个份1080个县实行了财政直管，但相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各地推进热情并不太高。从目前来看，具体的障碍就是地级不愿放弃县的直接管辖权，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县和不发达县都不愿放，都觉得管得越大越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管县的试点主要是财政权限的试点，在“财权”上绕过了里，这对地级冲击很大。而矛盾之处还在于，人事,发改这些权力还归里管，县领导仍然受制于，放不开手脚。
　　强县扩权,管县遇阻，县域转而寻求另外的方式来突破发展瓶颈，“县改”再次进入视野。一些强县甚至准备了相关的上报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声令下。
　　“县改”的闸门并没有完全解禁，直至2010年，民政部只批复了云南蒙自,文山两个县撤县设，江西德安县部分域设立共青城的申请。
　　今年年初，民政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县改”名单，这一动作被看作是“县改”全面解禁的信号。
　　同时，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东风，“县改”风潮再起，引起专家学者的普遍担忧。
　　“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缺乏常识性的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彭真怀说，如此放任下去，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县改”矛盾重重
　　从1997年以后，“县域”扩权并不是单线进行的，在“县改”受困的情况下，撤县改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新的城化突破口。
　　据民政部数据，全国辖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县级则从400个下降到369个。
　　2009年财政管县等政策实施后，一些地级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就纷纷把下属县改为。
　　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已基本将周围的县()改为。以广东为例，在珠三角地主要县()改为之后，东西北地县改亦不少，去年广东清新县,揭东县先后撤县改。
　　有一些百强县诸如顺德,锡山,吴江等相继变为辖。广东增城,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等发达县也可能面临变的命运。
　　在今年年初，“县改”可能开禁的信号，一度让很多经济强县兴奋，并与“县改”发生着强烈的冲突。
　　5月8日，浙江长兴因“撤县改”酿就一场风波。长兴是全国经济强县，瓦工贴瓷砖培训学校隶属湖州管辖。长兴县多年来就一直在为撤县建做准备，没想到湖州却提出“撤县变”。
　　而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直管县”，财政80%留给自己，20%交给里。变成之后，一半要交给湖州。这引发了长兴县委四套班子,企业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并联名发出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一封信”：“假如湖州委,政府一意孤行，长兴县所有党政机关,乡镇(街道,园)的一把手也将集体辞职……”
　　在县改方式上，县级政府与地级政府显然存在不小的利益冲突，面对汹涌民意，湖州决定暂停“撤县设”计划。
　　“最根本的还是地方利益之争”，竹立家说，相比之下，县级政府对“县改”更为渴求，而地级则更迫切地希望“县改”。这两种力量此消彼涨，一直在较量。
　　地级喜欢“县改”，一是为壮大本身的经济实力，二是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三也是领导政绩的表现。”竹立家说。
　　“县制”的未来
　　自中央政府力推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政府都在快马加鞭，把“县改”,“县改”变成抓手，借此寻求更大的发展权限,更大的发展空间。
　　学者质疑，无论是撤县设,设都不能盲目推进，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了大量的县改案例，他发现，尽管县级相比于县，财政收入扩张更快，但在创造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方面，以及在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指标方面，县级都没有明显胜过县。这说明，在民生方面，“县改”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
　　同样，对于县改，竹立家研究的结果是：
　　大量的县()改，成为大中型城扩张发展空间,获取土地的最好办法。一些本来自身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县()改为之后，自身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弱化。以顺德为例，在改之前，顺德一直在全国领先，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一窝蜂地撤县设,设，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信息化了。”彭真怀在各地调研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到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他表示，县改或者县改并不是此轮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和重点，“传统城化，是为政府自己服务，政府要搞gdp，经济增长，要城美化，要政绩；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为进城的农民服务，我们要重新理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撤县设”把权力上收到地级；“撤县改”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并没有实衷的民生意义。客观地看，这些地方政府简单地把造城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全底线。
　　他表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的误，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来源：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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